贺欣 | 八仙过海：法学研究如何进入实地？

作者 | 贺欣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

选自《街头的研究者：法律与社会科学笔记》

进入实地之难，让无数的研究者却步。200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我在北京浙江村贸然进入一所家庭幼儿园，穿着大裤衩的男主人问我来做什么。我满脸堆笑，递上名片，说想了解幼儿园和周围居民的情况。看我不像是一个要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，男主人没有还以笑容。盯着名片不到3秒钟，他说，“你这是想干什么？赶紧走！”

20年快过去了，我还得记起他半带疑惑、半带怒容的神情。后来琢磨这件事，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心虚得不敢向外人交流，但总是没想清楚。后来才发现，大腕们也有类似的经历。法律人类学的大牌Merry教授，曾到波士顿的剑桥镇警署，希望登上警察的汽车，观察他们如何处理黑人和白人聚居区的冲突。警察看着她，一脸的鄙夷:“赶紧滚吧！”当时是11月份，初冬的新英格兰雨夹着雪，她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[1]。是何等的羞辱？心情低到何处？也许只有在田野中吃过苦头的人才可能体会。Feeley教授开始研究康州纽黑文的法庭时，法官和法院的人员对与耶鲁有关的所有学者、学生都充满了戒心甚至敌意。在他们眼中，这些耶鲁人不是记者就是来挑刺的！而谁家没有杂乱的后院和没洗的脏衣服！[2] Engel说，法院的工作人员无权不让我看那些案卷，但他们可以不让我在某张凳子上看，或者某张桌子上看。每天愿意拿多少案卷给你看也得由他们决定。[3]而我开始法院研究时，有一次连大门都进不去。门卫说，你没有二代身份证！

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要进入实地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因为法律社会学就是要找法律与现实的差别。从学术上看，这种差别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没有法律可能百分之百的得到执行。但在平常人看来，这种差别却不便为外人所知的。甚至有些差别是违法的，或者有不合法的因素。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下，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。没有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。充满敌意是规律，友好肯定是例外。

但事实上，很多人都成功地滑浪而行，即使这个过程充满了偶然。在《没法教的技艺》里，吉尔兹获得当地人的信任是因为警察对斗鸡人的突袭，而作为旁观者的吉尔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——和当地人一起逃跑。这种突袭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Feeley的破冰点，发生在另外一个偶然事件上。当法官和检察官因为庭前分流的数量争吵不休时，Feeley说，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批样本上找到合适的比例，然后按这个比例进行。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，然后Feeley着手参与这项工作，马上成为一起工作的同事。[4]Merry在进入离她家只有10分钟车程的第一个调解中心的时候，碰到的是充满敌意的冷待。在调解结束后，调解员给她扔过来一张报纸，“看，这就是对我们的批评！”[5]但当她驾车到1个小时以外的另一个调解中心时，那里调解员就非常友好，甚至在另一名调解员不在的时候，中心还邀请她来做调解员。原因是，第二个调解中心有心研究这个过程。有教授来参与，一起讨论，何乐而不为？我在浙江村的家庭幼儿园吃了闭门羹之后，找到村口正在等客的、踩三轮车的民工，请他带我在村里转圈，当他知道我是做研究的学生时，热情地请我吃饭，介绍我认识他的朋友，还死活不收我的车费。坚冰打开了缺口。

当然也有人根本就不觉得难。比如Kagan教授研究美国的规管正义。他在上博士之前已经从法学院毕业做律师7年。但直到快要修完博士课程，他对博士论文题目的选题还是一片茫然。当时尼克松总统宣布要进行工资和物价挂钩的改革。坐在电视机前的Kagan感觉到这是很好的研究题目。他立即赶到华盛顿特区找到主管官员，说希望研究这个过程。主管官员曾经是一个律师，还与Kagan代表不同的当事人参与过一个案件。这个官员很快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”？

为什么这位官员对Kagan没有戒心？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华盛顿特区进进出出的律师，富有经验和自信，不觉得年轻律师Kagan会形成威胁。同时Kagan也是律师，他们之间打过交道，有一定的了解和互信。有一个愿意来白打工的助手，何乐而不为？[6]

种种偶然，其实都不是偶然。好运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不过是机会撞到有准备的头脑。Kagan当年从律师事务所回到研究生院，就发现当时的法律社会学并不关心政府规管和行政管理。更多的研究聚焦于法院和案件，但对行政行为这种事实上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、而且没有律师作为媒介的领域无人问津。如果不是读了很多书，有长期的律师经验，修了很多课之后，他怎能意识到，物价和工资改革是个研究的好题目？凭什么一个电视的节目或者信息，就能点燃研究的火花？为什么他会立即动身，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？这种所谓的本能，其实是长期熏陶的结果。吉尔兹教授，在警车突然出现的一瞬间，必须决定是跟斗鸡的民众一起跑，还是掏出政府的批文，表明自己超然的身份。作为人类学家的训练决定了，他本能地会站在鸡民的一边。因为人类学的原则是“入乡随俗”。[7]Feeley教授研究过统计，自然对于抽样等问题了然于胸，所以在法官和检察官争吵时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。

陈柏峰在一次讲座时说，“当碰到问题时，去问一个活人，总比在历史资料中找答案容易”。这其实是他的偏好，因为他不觉得和人打交道有困难。这个偏好或者特质也许造就了他在田野中的成功。但人的特质和偏好是不同的。当Friedman教授被问及为什么不去做访谈时说，“我试过去做访谈，但毫无结果。我不会同人打交道，说活的时候不清楚，经常卡壳，说错话。我在别人不理我时感到很尴尬和委屈”。[8]无法想象在日常交往中，睿智和风趣的大师在面对实地研究时竟然有这样的问题。Friedman的解决办法是，“去研究历史，因为你不需要访谈死人！”

也许正因为Friedman不擅长访谈，反而成就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律史家。2018年，将届90高龄的他再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新书，[9]而他的上一本书在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。[10]以他的年龄，早就不会去做访谈了，但这不妨碍他继续法律史的研究。他开玩笑说，只要活得长一点，所有的研究都是历史。对他而言，没有比研究法律史更轻松和有意思的事。他的成功在于避开自己的短处，更是将长处发挥到极致。

注释：

[1] Simon Halliday and Patrick Schmidt, Conducting Law and Society Research, p. 134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9.[2] Id. P. 44.[3] Id. P. 85.[4] Id. P. 40.[5] Id. pp. 130-131.[6] Id. P. 28.[7] Clifford Geertz, “Deep Play”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, p. 415. 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73.[8] Simon Halliday and Patrick Schmidt, Conducting Law and Society Research, p. 51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9.[9] Lawrence M. Friedman, Crime without Punishment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[10] Lawrence M. Friedman, Impact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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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 | 吴珊

审核人员 | 张文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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